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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政治家和经济家,完全没有理由惧怕宗教精神,也不该蔑视它。一切科学、政治、经济将因生命被鼓舞得蓬勃而更趋兴旺发达。一对男女有了爱情,有了精神的美好憧憬与信念,才更入迷地治理家政、探讨学问、努力工作并积起钱财来买房也买一点国库券——所谓活得来劲者是也。爱情真与宗教精神相似,科学没法制造它,政治没法设计它,经济没法维持它。如果两口子没了爱情只剩下家政,或者压根儿就是以家政代替爱情,物质的占有成了唯一理想,会怎么样呢?焦灼吧,奔命吧,乏味吧,麻木吧,最后可能是离婚吧分家吧要不就强扭在一块等死吧,这个家渐渐熄了“香火”灭了生气,最多留一点往日幸福昌盛的回忆。拿这一点回忆去壮行色,阿Q爷还魂了。中国文坛的悲哀常在于元帅式的人际征服,作家的危机感多停留在社会层面上,对人本的困境太少觉察。“内圣外王”的哲学,单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为政治服务的艺术必仅仅是一场阶级的斗争;光是为四个现代化呐喊的文学呢,只是唤起人在物界的惊醒和经济的革命,而单纯的物质和经济并不能使人生获得更壮美的实现。这显然是不够的。这就像见树木不见森林一样,见人而不见全人类,见人而不见人的灵魂,结果是,痛苦只激发着互相的仇恨与讨伐,乐观只出自敌人的屈服和众人的拥戴,追求只是对物质和元帅的渴慕,从不问灵魂在暗夜里怎样号啕,从不知精神在太阳底下如何陷入迷途,从不见人类是同一支大军他们在广袤的大地上悲壮地行进被围困重重,从不想这颗人类居住的星球在荒凉的宇宙中应该闪耀怎样的光彩。元帅如此,不可苛求,诗人如此便是罪过,写作不是要为人的生存寻找更美的理由吗?以上文字与“学术”二字绝不沾边,我从来敬畏那两个字,不敢与之攀亲,正在这时来了一位朋友,向我传达了一位名人的教导:“人一思索,上帝就发笑。”我想就把我这篇喃喃自语题为“答自己问”吧,愿意刊用,我也很高兴,供上帝和人民发笑。正规赌钱的棋牌游戏借助电脑,我刚刚写完一个长篇(谢谢电脑,没它帮忙真是要把人累死的),其中有这样一段:“你的诗是从哪儿来的呢?你的大脑是根据什么写出了一行行诗文的呢?你必于写作之先就看见了一团混沌,你必于写作之中追寻那一团混沌,你必于写作之后发现你离那一团混沌还是非常遥远。那一团激动着你去写作的混沌,就是你的灵魂所在,有可能那就是世界全部消息错综无序的编织。你试图看清它、表达它——这时是大脑在工作,而在此前,那一片混沌早已存在,灵魂在你的智力之先早已存在,诗魂在你的诗句之前早已成定局。你怎样设法去接近它,那是大脑的任务;你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接近它,那就是你诗作的品位;你永远不可能等同于它,那就注定了写作无尽无休的路途,那就证明了大脑永远也追不上灵魂,因而大脑和灵魂肯定是两码事。”卖文为生已经十几年了,唯一的经验是,不要让大脑控制灵魂,而要让灵魂操作大脑,以及按动电脑的键盘。

正规赌钱的棋牌游戏如果宗教精神丢失了,将怎样重建呢?这是个难题。它既是源于生命的热望,又怎么能用理智去重建呢(要是你笑不出来,我胳肢你你也是瞎笑,而我们要的是发自内心的真笑)?但解铃还需系铃人,先问问:它既是生命的热望,它又是怎么丢失了的呢?假如人不至于长大,童心就是最美的一直是最美的。可惜人终归要长大,从原始的淳朴走来必途经各类文明,仅具童心的稚拙就觉不够。常见淳朴的乡间一旦接触了外界的文明,便焦躁不安民风顿转;常见敦厚的农民一旦为商人的伎俩所熏染,立刻变得狡狯油滑。童心虽美却娇嫩得不可靠。中国的文化传统中,有一种怕孩子长大失了质朴干脆就不让孩子长大的倾向,这是极糟糕的事。我在另一篇文章中写过这样的话:“企图以减欲来逃避痛苦者,是退一步去找和谐,但欲望若不能消灭干净便终不能逃脱痛苦,只好就一步步退下去直至虽生犹死,结果找到的不是和谐而是毁灭。中国上千年来的步步落后肯定与此有关,譬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譬如闭关自守,譬如倘爱情伴着痛苦便不如不要爱情而专门去制造孩子,倘世上有强奸犯便恨天下人何以不都是太监。世界上的另一种文化则主张进一步去找和谐,进一步而又进一步,于是遥遥地走在我们前头,而且每进一步便找到一步的和谐,永远进一步便永在和谐中。”我想这就是东西方文化最大的不同点之一。还是让孩子长大吧,让他们怀着亘古的梦想走进异化的荒原中去吧,在劫难逃。真正的悟性的获得,得在他们靠了雄心勃勃的翅膀将他们捧上智力的天空翱翔之后重返人间之时。他们历经劫难不再沾沾自喜于气壮山河,知困苦之无边,知欢乐乃为无休止的超越,知目的即是过程,知幸福唯在自我的升华与完善,知物质无非为了精神的实现所设置,知不知者仍是无穷大唯心路可与之匹敌,那时他们就已长大,重归大地下凡人间了。他们虽已长大却童心不泯绝无沮丧,看似仍一如既往覆地翻天地追求追求追求,但神情已是泰然自若,步履已是信马由缰,到底猜透了斯芬克斯的谜语。他们在宇宙的大交响乐中隐形不见,只顾贪婪地吹响着他们的小号或拉着大提琴,高昂也是美哀伤也是美,在自然之神的指挥下他们挥汗如雨,如醉如痴直至葬身其中。这不再只是童心之美,这是成熟的人的智慧。世上没有没有规矩的东西,没有规矩的东西就不是东西就什么都不是,所以没有。在这个意义上说,小说当然是有一些规矩的。譬如,小说总得用着语言;譬如,小说还不能抄袭(做衣服、打家具、制造自行车就可以抄袭)。小说不能是新闻报道,新闻报道单纯陈述现象,而小说不管运用什么手法,都主要是提供观照或反省现象的新角度(新闻报道与新闻体小说之间的差别,刚好可以说明这一点)。小说不能是论文,论文是循着演绎和归纳的逻辑去得出一个科学的结论。小说不是科学,小说是在一个包含了多种信息和猜想的系统中的直觉或感悟,虽然也可以有思辨但并不指望有精确的结论。在智力的盲点上才有小说之位置,否则它就要让位于科学(这样说绝不意味着贬低或排斥科学。但人类不能只有科学,在科学无能为力的地方,要由其他的什么来安置人的灵魂)。小说也不能是哲学,哲学的对象和目的虽与科学相异,但其方法却与科学相同,这种方法的局限决定了哲学要理解“一切存在之全”时的局限。在超越这局限的愿望中,小说期待着哲理,然而它期待哲理的方法不同于哲学,可能更像禅师讲公案时所用的方法,那是在智力走入绝境之时所获得的方法,那是放弃了智力与功利之时进入的自由与审美的状态(这让我想起了很多存在主义大师竟否认存在主义是哲学,他们更热衷于以小说来体现他们的哲理)。小说还不能是施政纲领、经济政策、议会提案;小说还不能是英模报告、竞选演说、专题座谈。还可以举出一些小说不是什么的例子,但一时举不全。总之,小说常常没有很实用的目的,没有很确定的结论以及很严谨的逻辑。但这不等于说它荒唐无用。和朋友毫无目的毫无顾忌地聊聊天,这有用吗?倘若消灭那样的聊天怎么样?人势必活成冰冷的机器或温暖的畜类。

自然之神以其无限的奥秘生养了我们,又以其无限的奥秘迷惑甚至威胁我们,使我们不敢怠慢不敢轻狂,对着命运的无常既敬且畏。我们企望自然之母永远慈祥的爱护,但严厉的自然之父却要我们去浪迹天涯自立为家。我们不得不开始了从刀耕火种到航天飞机的创造历程。日日月月年年,这历程并无止境,当我们千辛万苦而又怀疑其意义何在之时,我们茫然若失就一直没能建成一个家。太阳之火轰鸣着落在地平线上,太阴之光又多情地令人难眠,我们想起:家呢?便起身把这份辛苦、这份忧思、这份热情而执著的盼望,用斧凿在石上,用笔画在墙上,用文字写在纸上,向自然之神倾诉;为了吁请神的关注,我们又奏起了最哀壮的音乐,并以最夸张的姿势展现我们的身躯成为舞蹈。悲烈之声传上天庭,悲烈之景遍布四野,我们忽然茅塞顿开听到了自然之神在赞誉他们不屈的儿子,刹那间一片美好的家园呈现了,原来是由不屈的骄傲建筑在心中。我们有了家有了艺术,我们再也不孤寂不犹豫,再也不放弃(而且我们知道了,一切创造的真正意义都是为了这个。所以无论什么行当,一旦做到极致,人们就说它是进入了艺术境界,它本来是什么已经不重要了,它现在主要是心灵的美的家园)。我们先是立了一面镜子,我们一边怀着敬畏滚动石头,一边怀着骄傲观赏我们不屈的形象。后来,我们不光能从镜子里,而且能从山的峻拔与狰狞、水的柔润与汹涌、风的和煦与狂暴、云的变幻与永恒、空间的辽阔与时间的悠久、草木的衰荣与虫兽的繁衍,从万物万象中看见自己柔弱而又刚劲的身影。心之家园的无限恰与命运的无常构成和谐,构成美,构成艺术的精髓。敬畏与骄傲,这两极!但千万不要指望作家是什么工程师或者保险公司,他们可能只是“实在没办法”时的一群探险者。我想这就是作家应该有一碗饭吃,以及有时候可以接受一点奖励的理由。禅宗弟子活得迷惑了,向禅宗大师问路,大师却不言路在何处,而是给弟子讲公案。公案,我理解就是用通常的事物讲悖论,悖论实在就是智力和现有学问的迷茫无路之地。大师教其弟子在这儿静悟沉思,然后自己去开创人生之路。悟性就在你脚下,创造就在你脚下,这不是前人和旁人、智力和学问能管得了的。正规赌钱的棋牌游戏坟却没有了,或者从来就没有过。母亲辞世的那个年代,城市的普通百姓不可能有一座坟,只是火化了然后深葬,不留痕迹。父亲满山跑着找,终于找到了他当年牢记下的一个标志,说:离那标志向东三十步左右就是母亲的骨灰深埋的地方。但是向东不足二十步已见几间新房,房前堆了石料,是一家制作墓碑的小工厂了,几个工匠埋头叮当地雕凿着碑石。父亲憋红了脸,喘气声一下比一下粗重。妹妹推着我走近前去,把那儿看了很久。又是无言。离开时我对他们俩说:也好,只当那儿是母亲的纪念堂吧。

这下就有点明白了,重建宗教精神得靠养,让那被掠夺得已然贫瘠的土地歇一歇重新肥沃起来,让迷失了疲乏了的人们喘一口气自由地沉思与奇想,人杰地灵好运气就快来了。斗胆替古人做一点解释:很可能,四十之不惑并不涉及天命(或命运),只不过处世的技巧已经烂熟,识人辨物的目光已经老练,或谦恭或潇洒或气宇轩昂或颐指气使,各类做派都已能放对了位置;天命么,则是另外一码事,再需十年方可明了。再过十年终于明了:天命是不可明了的。不惑截止在日常事务之域,一旦问天命,惑又从中来,而且五十、六十、七老八十亦不可免惑,由是而知天命原来是只可知其不可知的。古人所以把不惑判给四十,而不留到最终,想必是有此暗示。文学批评当然不仅是为了给文学指路,还有对文学现象的解释,帮助读者理解作品等等其他任务。这是另外的问题。人的处境包括所有真切的存在,包括外在的坦途和困境,也包括内在的乐观和悲观,对此稍有不承认态度,很容易就成为傻瓜。所以用悲观还是乐观来评判文学作品的好与坏,是毫无道理的。表现和探讨人的一切处境,一切情感和情绪,是文学的正当作为,这种作为恰恰说明它没有沾染傻瓜主义。当人把一切坦途和困境、乐观和悲观,变作艺术,来观照、来感受、来沉思,人便在审美意义中获得了精神的超越,他不再计较坦途还是困境,乐观还是悲观,他谛听着人的脚步与心声,他只关心这一切美还是不美(这儿的美仍然不是指漂亮,而是指兼有着敬畏的骄傲)。所以,乐观与悲观实在不是评判文学作品的标准,也让它回到它应该在的领域中去吧。

这朴素绝不是指因不开化而故有的愚钝,绝不是指譬如闭塞落后的乡间特产的艰辛和单纯。那些东西是靠不住的。孩子总要长大,偏僻的角落早晚也要步入现代文明。真正的朴素大约是:在历尽现世苦难、阅尽人间沧桑、看清人的局限、领会了“一切存在之全”的含意之时,痴心不改,仍以真诚驾驶着热情,又以泰然超越了焦虑而呈现的心态。这是自天落地返璞归真,不是顽固不化循环倒退。不是看破红尘灰心丧气,而是赴死之途上真诚地歌舞。这时凭本能直觉便会发现,玩弄花招是多么不开明的浪费。我差不多觉得上述文字都是废话,因为事情过于明白了。但是一涉及到写作,上述问题又似乎不那么明白了,至少是你明白我明白而某些管我们的人不明白。譬如:凭什么要由某人给我们规定该写什么和不该写什么呢?如果美单出自他一个人的大脑当然也可以,但已经没人相信这是可能的事了。如果美是唯一的一碗饭,这碗饭由他锁在自己的柜橱里,在喜庆的日子他开恩拨一点在我们的碗里让我们也尝尝,如果是这样当然就只好这样。但可惜不是这样。很不凑巧美不是这样的一碗饭。美是每一个精神都有能力发展都有权去创造的,我们干吗要由你来告诉我们?尤其是我们干吗要受你的限制?再譬如深入生活,凭什么说我们在这儿过了半辈子的生活是不深入的生活,而到某个地方呆三个月反倒是深入的?厂长知道哪儿有什么土特产令采购员去联系进货,李四光懂得哪儿有石油带工人们去钻井,均收极佳效果。但美不是哪方土特产也不是矿物,处处皆有美在正像人人都可做佛,美弥漫于精神的弥漫处。渴望自由的灵魂越是可以在那儿痛享自由,那儿的美便越是弥漫得浓厚,在相反的地方美变得稀薄。进一步说,美的浓厚还是稀薄,决定于人的精神是坚强还是孱弱,不屈还是奴化,纯净还是污秽,生长创造还是干涸萎缩,不分处所。你被押送到地狱,你也可以燃起悲壮的烈火,你人云亦云侥幸得上天堂,你也可能只是个调戏仙女的猪八戒。与通常说到真理时的逻辑一样,美也是在探索与创造中,她不归谁占有因而也不容谁强行指令。“天蓬元帅”因要强占造化之美,结果只落得个嘴长耳大降为人间的笑料。某电视剧里有句台词:“实在没办法了,我就去当作家。”剧作者可能有一点调侃作家的意思。但这句话之所以让我不忘,不因其调侃,因其正确。“有意味的形式”各种各样,它们被创造出来,我猜不是像掷骰子那样撞到的运气,也是出自人与世界相处的不同形式。你仅仅在社会层面上与世界相处,倘由你来把《红楼梦》改编成电视剧的话,你当然会把贾宝玉的结局改为沿街乞讨之类。你以人类大军之一员的形式与世界相处,你大概才能体会,最后的战场为什么形同荒漠、教堂的尖顶何以指望苍天。你以宇宙大结构之一点的形式参与着所谓存在这一优美舞蹈,你就会感动并感恩于一头小鹿的出生、一棵野草的勃勃生气、一头母狼的呼号,以及风吹大漠雪落荒原长河日下月动星移和灯火千家,你泰然面对生死苦乐知道那是舞蹈的全部,你又行动起来不使意志沦丧,像已经出现了的“绿党”那样维护万物平等的权利,让精神之花于中更美地开放。所以我想,有意味的形式不是像玩七巧板那样玩出来的,它决定于创作者对世界的态度,就是说你与世界处于什么样的形式之中,就是说你把自己放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上。

至于写作是什么,我先以为那是一种职业,又以为它是一种光荣,再以为是一种信仰,现在则更相信写作是一种命运。并不是说命运不要我砌砖,要我码字,而是说无论人干什么人终于逃不开那个“惑”字,于是写作行为便发生。还有,我在给一个朋友的信中这样说过:“写什么和怎么写都更像是宿命,与主义和流派无关。一旦早已存在于心中的那些没边没沿、混沌不清的声音要你写下它们,你就几乎没法去想‘应该怎么写和不应该怎么写’这样的问题了……一切都已是定局,你没写它时它已不可改变地都在那儿了,你所能做的只是聆听和跟随。你要是本事大,你就能听到的多一些,跟随的近一些,但不管你有多大本事,你与它们之间都是一个无限的距离。因此,所谓灵感、技巧、聪明和才智,毋宁都归于祈祷,像祈祷上帝给你一次机会(一条道路)那样。”斗胆替古人做一点解释:很可能,四十之不惑并不涉及天命(或命运),只不过处世的技巧已经烂熟,识人辨物的目光已经老练,或谦恭或潇洒或气宇轩昂或颐指气使,各类做派都已能放对了位置;天命么,则是另外一码事,再需十年方可明了。再过十年终于明了:天命是不可明了的。不惑截止在日常事务之域,一旦问天命,惑又从中来,而且五十、六十、七老八十亦不可免惑,由是而知天命原来是只可知其不可知的。古人所以把不惑判给四十,而不留到最终,想必是有此暗示。正规赌钱的棋牌游戏总之,宗教精神并不敌视智性、科学和哲学,而只是在此三者力竭神疲之际,代之以前行。譬如哲学,倘其见到自身的迷途,而仍不悔初衷,这勇气显然就不是出自哲学本身,而是来自直觉的宗教精神的鼓舞,或者说此刻它本身已不再是哲学而是宗教精神了。既然我们无法指望全知全能,我们就不该指责没有科学根据的信心是迷信。科学自己又怎样?当它告诉我们这个星球乃至这个宇宙迟早都要毁灭,又告诉我们“不必惊慌,为时尚早,在这个灾难到来之前,人类的科学早已发达到足以为人类找到另一个可以居住的地方了”,这时候它有什么科学根据呢?如果它知道那是一个无可阻止的悲剧,而它又不放弃探索并兢兢业业乐此不疲,这种精神难道根据的是科学吗?不,那只是一个信心而已,或者说宁愿要这样一个信心罢了。这不是迷信吗?这若是迷信,我们也乐于要这个迷信。否则怎么办?死?还是当傻瓜?哀叹荒诞,抱怨别无选择,已经不时髦了,我们压根儿就是在自然之神的限定下去选择最为欢乐的游戏。坏的迷信是不顾事实、敌视理智、扼杀众人而为自己谋利的骗局(所以有些宗教实际已丧失了宗教精神,譬如“文革”中的疯狂、中东的战火)。而全体人类在黑暗中幻想的光明出路,在困惑中假设的完美归宿,在屈辱下臆造的最后审判,均非迷信。所以宗教精神天生不属于哪个阶级,哪个政治派别,哪些被神化了的个人,它必属于全人类,必关怀全人类,必赞美全人类的团结,必因明了物之目的的局限而崇尚美之精神的历程。它为此所创造的众神与天界也不是迷信,它只是借众神来体现人的意志,借天界来俯察人的平等权利(没有天赋人权的信念,就难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觉醒。而天赋人权和君权神授,很可以看做宗教精神与迷信的分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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